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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战役，百万国军为什么会一溃千里
1937年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70万野战陆军，最终不敌约30万鬼子兵；1938年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李宗仁50多万大军差点被20多万日军包了饺子；同年的武汉会战，老蒋亲自指挥的110万大军，还是被不到30万日军击败，武汉沦陷。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动了史无前例的50万大军，只有对比一下才知道危险。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政府一方的称谓，日本人的战役代号是“一号作战”，被东京参谋本部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日军纠集了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侵华日军主力，还从关东军调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地面兵力达到了历次战役的峰值，仅就兵力对比而言，其实客观来说，百万国军也是必败之局。
日本人内部又称此次战役为“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也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因为太平洋战场的水上运输线已被美军基本封锁，位于越南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饿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补给渠道。而海军已经没有力量翻盘了，于是日本人无奈之下，认为陆军还能打打，所以选择了打通陆地交通线。
在这条准备打通的漫长的铁路线上，黄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岳阳附近新墙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岳的控制之下，第九战区长官部位于长沙。而广西（桂）当时更是抗战的大后方，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铁路线，而必须新增的攻取之地，现在明白“豫湘桂战役”的名字由来了吧？
所以豫湘桂战役的战场范围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豫中会战”，湖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长衡会战”，而广西段的战事则被称为“桂柳会战”，一次战役涵盖三场大型会战，规模可想而知。按理说，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国军最终失利，也不应该败得太惨，结果呢？除了方先觉守衡阳有一抹亮色外，余皆一败涂地。
（方先觉）
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新建了14个混成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及汽车1500辆，按照当时的中日战力比，没有个150万以上的军队应战，重庆一方都很难守住上述地区，但问题是，可以打败仗，却不应该败得如此之惨！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是老蒋都没有料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军队大失所望，间接催生了《雅尔塔密约》的签定和苏军后来出兵东北，其军事和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已经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国军，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呢？除了兵力上的对比之外，归结起来还有四大原因：
第一，国军高层的战略误判非常严重。
战争进入到1944年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近崩溃，上自老蒋下至各战区司令长官，都不认为日本人还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在日本人紧锣密鼓酝酿“一号作战”的1944年3月间，老蒋还跑到衡山呆了两周多，期间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研究任何日军可能发动攻势的议题，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队调整、换装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老蒋等人看来，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抗战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比如第一战区蒋鼎文，换掉卫立煌之后整整两年都没有进行认真备战，加之跟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内斗不止，所以黄河河防形同虚设，甚至连日军留在南岸的一个桥头堡（两个大队的兵力）都懒得清除，因此当日军于4月份发动突袭时，37天连丢38城，真的是一溃千里。包括之前表现还好的薛岳，也不太认为日军还敢再取长沙，第九战区的应战准备也比较差，遂有长沙的迅速沦陷。
“天炉战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横山勇第11军兵力充足，所以薛岳肯定要走麦城。
（汤恩伯）
第二，国军内部腐败和“等胜利”的思想非常严重。
从1939年以后，日军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级进攻行动，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都属于“短切突击”的扫荡式作战，也就是重创国军部队、破坏所到区域后，打了就跑。尤其是1942年以后，这种态势更加平常，所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入到深水区后，既然没有大仗可打，各战区部队驻防相对比较稳定，腐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每天研究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老蒋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张发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老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老蒋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老蒋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前里”来形容并不过分。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被称为“回光反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一声叹息。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1948年7月17日，中野名将王近山统一指挥的我军各部刚刚解放襄樊，就接到了野司转来的西柏坡急电：“速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俘虏一个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军委对抓获康泽如此重视呢？因为康泽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这厮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
（康泽剧照）
换句话说，康泽的军队级别在俘虏中并不出众，当时的蒋军已经是“中将多如狗，少将满地走”的状态，但是作为老蒋早期的嫡系、复兴社创办人之一（总社书记）、三青团的实际把控者，黄埔三期的康泽在蒋军将领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1947年3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举个例子，即便是老蒋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康泽的黄埔三期同学，也不过是个中央委员而已。
所以康泽必然进入“高级战犯”名单，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是党团骨干、还是曾经的特务头子，这样的高级战犯轻易是不会枪毙的，因为在宣传上、政治上、历史问题调查中均有较大作用，所以我党的政策都是以关押、改造、学习和交代为主。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泽的政治级别有多高，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数据统计：
在功德林关押的200多名高级俘虏中，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四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人，而其中的“中常委委员”仅有康泽一人！在被关押初期，康泽也因此牛叉得不行，一副瞧不起其他战犯的模样，就因为他有这个政治资本。而实际上，其他带兵的战犯也根本瞧不上他，认为他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个紧紧依附老蒋的党棍、特务头子。
那么康泽既然是黄埔毕业生，为什么没有像王耀武、方先觉一样始终领兵作战呢？无它，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履历，即在黄埔三期毕业后的192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仅与我党不少高级干部曾经同学，而且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和组织工作。所以1927年7月回国后，立即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工作，从此成为“党棍”和特务分子。
（王耀武剧照）
这个中央党务学校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所以康泽是黄埔生中的另类，他这个特务头子跟军统一直关系不大，反而跟中统的关系更近一些。正基于此，康泽在早期是深得老蒋信任的，因为黄埔生大多是武夫，会舞文弄墨并且善长政工组织的人不多，1928年成为老蒋的少校侍从参谋，1929年3月被老蒋指定为国民党“党代会”候补代表，年仅26岁。
康泽为老蒋可谓是鞍前马后，1931年老蒋第二次下野之前筹组“复兴社”，康泽与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便是筹建骨干，他把在苏联学来的东西都用上了，复兴社的框架结构和纪律条例，均由康泽亲自执笔完成。复兴社首批40多人当中，康泽的排名非常靠前，这个老蒋的亲信组织设有“干事会”和七个直属处，包括什么组织处、宣传处和特务处等等。
众所周知，复兴社特务处正是“军统”的前身，而康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处的处长，老蒋最初的属意人选就是他，并且亲自面谈。但是康泽认为自己善长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对特务专业不够门清，选择了组织处处长一职，而特务处处长，老蒋最终选择了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但是从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看出康泽在老蒋心目中的分量，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
康泽在宣传上非常卖力，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为总社书记，直到1938年4月复兴社正式解散。在此期间，康泽的罪恶行径达到高峰，那就是为了配合蒋军对苏区的围剿，提议组建了“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这个别动总队是蒋系第一个正规特务武装，主要由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的学员组成，以研究班主任康泽为总队长。
别动总队是略高于团级的建制，总共下设三个大队（营级），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的额定编制为17人，总计2000余人。这个别动总队不仅人员都是军官或者特务，装备也非常精良，队员都是长短枪各一支，每个分队装备一挺轻机枪，队员装束为灰布军装灰色绑腿，黑鞋黑袜黑皮带，很有模仿纳粹“冲锋队”的意思。
这个别动总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配合蒋系正规军“清剿苏区”和恢复反动统治，在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等形式，疯狂迫害红军家属、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用白色恐怖来血洗苏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
（影视中的别动总队）
1937年老蒋又筹组“三青团”，以争取青年加入到反动阵营，康泽是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24名干事之一，跟陈立夫、陈诚等共同在名单上，并且兼任组织处处长。其后康泽逐渐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在中央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的位置上稳坐七年之久，然而当老蒋有意让小蒋来接手三青团时，不识时务的康泽不肯交权，终于被一脚踢出重庆派去国外“考察”。
1947年2月康泽回国，老蒋曾面许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北平行营新闻处长的职务，康泽皆不受，因为这些单位都归“国防部新闻局”管理，他看不上新闻局长邓文仪。直到1947年11月，才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这是隶属于武汉行营的机构，当时还是“后方”，下辖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的一大片地区，管理三个专区和十几个县，绥区司令完全就是个土皇帝，所以康泽痛痛快快地就去了。
万没想到，这一去“土皇帝”没做几天，就成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其实康泽也不会打仗，让他带兵就是个笑话，他只是没想到，我军会这么快就攻击襄樊地区罢了。搞笑的是，康泽兵败被俘后，南京中央社还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人民解放军没杀他，南京当局先宣判他挂了。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起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这段话，也就提出了对康泽等人的基本政策，进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由于学习和改造的情况良好，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回忆撰写了《复兴社缘起》、《三青团成立的经过》等文章，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功德林里面写得交代材料之多，可谓首屈一指，各类材料总计3000余件，稿子摞起来有5尺多高，所以康泽又被戏称为“功德林的材料库”，不杀确有不杀的道理。
1967年12月，康泽因旧病复发去世，年63岁。
（黄维剧照）
强渡乌江之对岸中薛岳的扮演者是谁
强渡乌江之对岸中薛岳的扮演者是王挺。王挺（1972年6月26日-），原名王泳茗，出生于贵州贵阳，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
发明“天炉战术”的抗日名将薛岳，到台湾以后，过得怎么样
薛岳是在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他曾经是孙中山的护卫。在长沙会战中，薛岳发明了“天炉”战术，一生歼灭日军接近20万。
在逃到台湾以后，薛岳由于不是蒋介石嫡系，逐渐被边缘化，晚年远离事实，终日在书房读书。
薛岳于1998年去世，享年103岁。
薛岳是广东乐昌人，原名叫薛仰岳，绰号老虎仔。由于薛岳的父亲，仰慕南宋抗金大英雄岳飞，就给儿子起名为“仰岳”。
但是，薛岳长大后，自认为仰慕岳飞意犹未足。于是就取消“仰”字，单名一个“岳”字，并以当代“岳飞”自称。
薛岳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两年。毕业后，再入保定军校第6期，与张发奎，邓演达等人为同期同学。
1918年，薛岳还未毕业，就南下广东，加入孙中山的革命军，任总司令部上尉参谋。
1921年，26岁的薛岳，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另外两个营长分别为叶挺和张发奎。
同年5月4日，孙中山以路海空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薛岳追随孙中山奔赴广东韶关。
在孙中山还没到达广州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的陈炯明，公开反对北伐的主张。
陈炯明还假借北伐名义占领了广州，并通电要求孙中山，恢复其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的职务。
6月1日，孙中山携夫人宋美龄一起回到广州，打算说服陈炯明支持北伐。
薛岳率领警卫营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下榻在粤秀楼。
在6月15日傍晚，薛岳侦查到陈炯明可能会在当夜发难。
薛岳立刻通知孙中山的秘书，安排孙中山化装成夜诊的医生，连夜赶赴广州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
这天夜里，陈炯明果然率领3万之众，包围了大帅府，。而孙中山的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
宋庆龄此时正居住在附近的粤秀楼身边，也只有20多个护卫，情况十分危急。
薛岳沉着指挥，击退了数次叛军的攻击。陈炯明见久攻不下，就命令部下火烧粤秀楼。
薛岳连忙让宋庆龄下楼，并且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陪同。
然后由叶挺开路，薛岳断后，将宋庆龄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处，不久后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
薛岳事前提醒孙中山提前逃离，又在枪林弹雨中，以寡敌众，护送宋庆龄与孙中山回合，可谓是智勇双全。这一战，也让薛岳在孙中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4年，蒋介石二次东征陈炯明。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师参谋长。
第2年，薛岳升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
1926年7月，北伐开始，第1师，第2师为总预备队，归属西路军，目标是江西的孙传芳，也是北伐军的主力。
同年9月，西路军抵达长沙，开始对孙传芳进行攻击。
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南昌城的攻守战。在此期间，南昌城两次失而复得，北伐军遭受大的挫折。但是，唯有薛岳率领的第3团，始终英勇奋战。
战后总结教训，薛岳发现是由于地图不准确导致的，这对薛岳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教训。
在其后20多年的征战生涯中，薛岳行军作战，更加注重研究实际的地理环境和地图。
江西肃清之后，第一军第一师划归到东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是白崇禧，薛岳升任第1师师长。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起兵反蒋。
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部从广西进入湖南，占领了衡阳，继续北上。
张发奎则沿北伐军旧路，偷袭了醴陵，然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在长沙会合，直逼武汉。
但是，由于后续部队还在衡阳，被中央军蔡廷楷，蒋光鼐阻击，张、桂的后路中断。
这时，薛岳主张向东南进发，直捣南京，以吸引中央军的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
但是，这一提议被张奎发拒绝。
结果，张桂联军在衡阳，遭受到中央军的围攻，伤亡惨重。等到突破至广西时，仅剩下千余人。
薛岳的主张被拒绝，再加上大败，导致信心丧失。于是就以脚部负伤为由，请求休养。
随后，薛岳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
不久之后，薛岳由于看不惯上层军阀，分分合合的丑陋嘴脸，就辞去了柳州军校校长一职，回家赋闲。
1933年，薛岳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
淞沪战役以后，薛岳出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驻扎在贵阳。
就在此时，薛岳再三主动请缨，希望前往前线杀敌。
到了9月，薛岳奉命抵达南京，被任命为第19路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
在罗店、失守以后，日军分别向蕴藻滨等地进攻。
薛岳临危受命，出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滨南坚守了半个多月。
10月28日，薛岳指挥第10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向敌军发起5次猛攻，并重创日军。
但薛岳部下也损失惨重，活下来的不足1/5。
11月11日，日军绕道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离开上海，退守吴福线。
撤到芜湖县的薛岳，将部下3个集团军，划分为左右两翼。
但是还没等布局就绪，日军便于突破防线，情势危机，薛岳被迫再次撤退。
薛岳打算利用锡澄线的坚固防御工事，与日寇决一死战。
但是，几十万大军在后撤时，受到日军空军狂轰乱炸。等到大军达目的地，防御工事居然找不到钥匙，导致无法利用，最终南京陷落。
薛岳撤退到锡澄线之后，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扎在屯溪。
同时，薛岳开始收容整顿部队，深入杭、嘉、京、芜一带，展开敌后斗争。并奉命切断水路交通，策应第五战区对地作战。
此时，薛岳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做出了“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击”的作战方式。
同时，薛岳还授予游击队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就是打倒活着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骚扰、埋伏，扰乱敌军。
1938年5月，薛岳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扎河南开封，指挥兰封会战。
薛岳首先在兰封附近，消灭日军的第13师团。然后歼灭鲁西豫东的日军，保卫了京汉铁路，阻止日军。
不久之后，薛岳升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
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之后，发动4个师团，分别从湖口何九江向南进发。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长沙和粤汉铁路，试图从南边包围武汉。
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和潘阳湖沿岸的防卫，防止日军从南方包围武汉。
薛岳在南浔布下了一个“反八字形”阵地，一举歼灭日军101师团，并且阻击了106师团的支援。
1938年10月，薛岳又指挥了万家岭大捷，一战歼灭敌军1万多人，俘虏300余人，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南昌。
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齐名，都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
南昌失守以后，薛岳奉命收复南昌。薛岳率领大军从东面攻打南昌，战斗持续了10天，由于缺乏攻城武器被迫放弃。但是，日军也付出了1.5万人死亡的代价。
1939年9月，薛岳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第1次长沙大捷。
日军派出六个师团，数百架飞机，以及3百多只舰船，由赣北、鄂南、湘北，分六路进攻长沙。
薛岳调集了21个军，52个师的兵力，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
先是阻击了从赣北西进的日军，接着击退鄂南之敌，切断敌军侧翼。最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正面来敌。
战斗一共进行了20多天，日军伤亡达到4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的军官死亡人数，高达40余人。
战后，蒋介石特别高兴，还特地犒赏了参战将士共计15万元。
1941年9月，日军再次进犯长沙，派出了4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一共15万人。外加100多架飞机，200多架舰船，兵分两路进攻长沙。
薛岳调集了17个军，20万兵力，依旧采取“后退决战”的方式。
薛岳先用7个军部署在东侧，牵制住敌军侧翼，经过初次抵抗之后，将敌军引诱到汩罗河伏击地，并予以重创。
此次，薛岳歼敌2万余人。
到12月，日军又发动12万兵力，进行了第3次进攻长沙。
此次，薛岳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天炉战法”。
就是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手段，逐次消灭敌军兵力，挫其锐气。然后在决战地带，利用优势兵力，密集的火力，实施反包围，给予敌军歼灭性的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选定新墙，汨罗河为伏击地点，将捞刀河、浏阳河两地，设定为决战区域，同时下令第十军死守长沙。
这次，薛岳出动了30万兵力，在逐次抵抗之后，将敌军引诱到捞刀河和浏阳河的决战区域。
薛岳立即命令各部按照预定部署，对敌人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本战“抱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
薛岳还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必掌握部队亲自指挥，倘若延误战机，军法从事。如果敌军从某部队作战区域安全逃窜，必严惩各级主官。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历经半个多月，歼敌5万余人。
战后，薛岳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此后，薛岳又率部支援了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虽然不是主攻，但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4年5月，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板恒征四郎，率领20万日军，600架飞机，30辆汽车的配合架，兵分三路，第4次进攻长沙。
此次，薛岳依旧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
薛岳命令所属部队节节阻敌，消耗敌军兵力。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涤水、涟水北岸，与日军决战。
但是，因为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的正面钳形攻势突破，最终导致长沙失守。
日军占领长沙之后，立刻挥师进犯衡阳。
早在日军入侵长沙之前，薛岳已经命令第十军驻守衡阳。
随后，薛岳又将商震兵团，设于渌水南岸，又调集大量部队，位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敌军决战。
薛岳指挥部队先后击退了，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的日军。
这时，日军又调来了大量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并以衡阳城西南角为重点，配合空军的狂轰乱炸，发起了猛烈攻击。
但是，衡阳守军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被迫撤退。
7月30日，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攻打衡阳，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且发出13封求援电。
这时，驻守衡阳的部队，损失大半战斗力大大减弱，而增援部队又受到了阻拦。第十军在苦守88天之后，被迫撤出了衡阳。
在衡阳陷入日军之手之后，薛将部队部署在赣粤边界，阻止日军进犯粤汉铁路。
薛岳是抗日将领中，歼灭敌军最多的将军。初略统计，薛岳大约歼灭日军20万人。
日本投降以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接受日军投降。
美国总统杜鲁门，还给薛岳颁发了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期间，薛岳在鲁南战役中打了败仗，蒋介石以“指挥无力”的罪名，将薛岳撤职。
在解放前夕，薛岳率10万余人退守海南，最后还是逃往台湾。
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到了1958年，薛岳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66年，薛岳出任光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但这些其实都是闲职。
薛岳终究不是蒋介石嫡系，在台湾仍然需要看人脸色。
他的晚年也颇为艰难，甚至在蒋氏父子去世之后，连李登辉都敢为难他。
李登辉当政以后，大搞修宪勾当，企图扩大自身职权。
薛岳拥有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拒绝在李登辉提出的宪法修正方案上签字，结果得罪了心胸狭窄的李登辉。
薛岳在台北的房子，是由台湾银行承租，并由光复设计委员会承担经费。
而李登辉为了报复薛岳，就将这个委员会裁掉，让薛岳自付租金。
台湾银行也开始向薛岳索要巨额房租，薛岳不接受，台银便将薛岳告上了法庭。
像薛岳这种国民党元老，而且在抗日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两蒋时代，台银怎么也不敢动薛岳。即使真的需要自付租金，两蒋也不会因为这点钱为难薛岳。
薛岳对民族、对国家，作出的贡献，难道还不顶这点房租吗？这就是李登辉故意想为难薛岳。
1998年5月3日，103岁的薛岳离世。
但是，李登辉对处理薛岳的丧葬仪式，却显得草率而无礼。他甚至都不愿意在殡葬仪式上，为薛岳覆盖旗帜，真是让人唏嘘。
发明“天炉战术”的抗日名将薛岳，到台湾以后，过得怎么样和薛岳为什么不回大陆的问题分享结束啦，以上的文章解决了您的问题吗？欢迎您下次再来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