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2em;">其实专家建议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如何看待新华日报建议工资按比例提取生育金不生二胎则没收这件事，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专家建议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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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新华日报建议工资按比例提取生育金不生二胎则没收这件事
谢邀。
详细查询了新华日报的内容，楼主标题说法与新华日报的文章建议有出入，按新华日报建议原文准确的说不是不生二胎则没收生育金。下面我们来新来看看新华日报怎么说的，然后咱们再来具体分析下设立生育金是否合理及是否能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一、新华日报看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支付，40岁以下按工资比例缴纳不生二胎退休后才能取，而不是楼主说的不剩二胎则没收生育金。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文章称，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二、新华日报就设鼓励生育的原因说的很明白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走到需要改变的十字路口了。随着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老龄化，很多人开始反思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问题。中国这些年能够在开放之后迅速发展，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庞大的高素质人才供应，另一个是这些人才所孕育的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就像有人说过，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同样，在中国任何微乎其微利润的产品，一旦乘以13亿的庞大市场，都会变得有利可图。
可以说，如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果实的背后，都是当年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种下的种子和辛勤的耕耘，而这是在我们学习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规划之后，我们的人口从4亿的环境人口上限，迅速上升到如今的14亿后所取得的。
所以说，随着上世纪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目前我们国家生育率甚至比西欧发达国家还要低。国家统计局此前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也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的孩子总数是1.18个，这只有正常人口更替的2.1水平的一半。如此低的数字，意味着生育率属于超低的水平，这比西欧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
三、新华日报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工资提取生育金的实现方式不大现实，生育基金制度设立在立法层面也不可能只考虑媒体的一家之言。这里举一个身边的实例吧：
一朋友家庭殷实，父辈做房地产生意，他即便不上班也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的那种。结婚后，剩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有四岁了。婆婆拼命的劝儿子再生一个，并且给出了宽厚的条件：生一个给你们五十万，生完后请保姆，吃喝拉撒你们全部用管。
但我那朋友死活不愿意，他的答复很简单：生一个就够了，不会再生两个。生儿育女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用心去见证、呵护一个小生命的成长，能体会其中幸福滋味就够了。同时，也完成一个人一生中的使命，让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我们走过我们一生的某个阶段必须经历的那段里程。
这还是没有经济压力的都不愿意生。但大多数的我们都是工薪阶层，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有房贷、车贷、信用卡、生活费、学费等等一系列的负担。目前的五险一金的条件下，各项扣款就接近工资总额的30%，再从工资扣款提取生育金那工资基本所剩无几。虽然建议所说未生二孩的，退休时可提取所扣生育金，但也必定加重工薪阶层当期的负担啊。
更何况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立法征集意见制度，不少法律都是通过广泛征集民众意见然后进行制定和修改的。新华日报从媒体的社会责任角度来提出这个建议有体现了其担当和忧国忧民的精神，但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牵涉面太广，不可能仅仅听取媒体的建议，更多的还要考虑到普通民众的接收程度和意愿，一项毫无民意基础和支持的制度出台必然难以执行。
四、从工资中提取生育基金的做法与国家近几年为企业、居民增收和促进消费的整体政策趋势相违背。自从2016年来，国家为了给企业减负、促进居民增收，各地将失业险缴费比例由原来企业承担2%个人承担1%降到现在的企业承担1.5%个人承担0.5%，工伤由原来的企业承担1%降到现在的0.4%，不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吗？
而这时按新华日报的建议，再从工资中提取生育金，这明显是与现阶段国家为企业和民众增收减负的政策趋势相违背。
并且从工资中提取生育金，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这更像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和误会，不易被大家接受。建议初衷是好的，只是具体方式确实不敢恭维。
俗话说，堵不如疏。何不效仿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多生育的家庭给予各方面补助和政策优惠，以此来激励民众生育多胎。就像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一样，通过多年的持续鼓励生育和政策倾斜与支持，或许若干年后我国生育率会有明显的提升和改善。
专家建议公民按一定的工资比例缴生育基金，如该制度执行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专家”的建议，而非试行的政策。
对于很多所谓的“专家”而言，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只关注自己领域的问题，至于该领域与其他诸多领域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整体性的联动问题，则或是根本不懂，或是视而不见。
这篇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根据某度的资料显示，刘志彪和张晔二人均是经济学领域的教授人才，我愿意相信两位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相当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内容显然不应当仅局限于经济数据和经济变化在宏观上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能力。
任何学科的最崇高价值，都是在于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精神追求，归根到底还是人这一主体的衡量标准。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如果仅考虑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在宏观上调整问题，而忽略了微观层面下对于公民个体的关怀，那么仍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的议论和不满。
一、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当着眼于号召，而非生硬地剥夺公民的权利。最初二胎政策的放开，其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即将到来的中国老龄化问题，以及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因失独而造成的终身痛苦等。
老龄化问题成为困扰很多国家的宏观问题，因而很多发达国家对于积极生育的家庭，给予各种诱人的福利，并且生育越多，所给予的福利待遇越丰厚。
这种通过政策而确定的福利，就是宣传号召的手段，这种手段的根本在于不触及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令公民自发、自主地对政策进行响应。
而同样是行政政令，如果试图通过割裂公民的权利，强硬地在公民身上赋予更多的义务，而教条式地命令公民响应号召，这种行为就很明显将人当做了韭菜——每一刀割下去的都是人心。
生育权本应该是公民所享有的天然权利，在二胎政策放开后，公民有权利选择是否进行生育，以及生育一胎还是二胎。而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就建议国家政令性的给公民附加义务，这就很明显违背了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学界就会迎头遭到一通猛打。
二、期待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应当考虑如何增强核心竞争力，而非寄希望于人口红利优势。作为经济学专家，在人口问题上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我国目前正在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优势，而在我国科技的核心增长极尚未完全成熟起来之前，要想保有人口红利的优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保证人口基数稳定和小幅上浮。
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红利是否能够稳定保持经济的稳定甚至上行，这点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予以证实，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我国已经享受了太长时间的人口红利优势，即便为稳妥起见，部分经济学家也会将目光继续着眼于这一稳定的因素之中。
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口红利只是经济稳定或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却绝不是决定因素或之一。发达国家的例子足以证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核心科技的创新能力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当然，对于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考虑如何创造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极，这个问题太过于消耗脑细胞，并且短期内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凑效，于是自然而然会将目光局限在人口红利这个传统问题上。
如果公民不愿意生育二胎，保证人口红利该怎么办——一刀切。
逻辑很简单，但这种做法只能是曲意逢迎，完全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如果采行政政令手段，用“以罚代赏”的方式要求公民生育二胎，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所以说，这两位教授与其考虑剥夺公民的权利、强加公民义务，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段，来维持人口红利优势，倒不如认真钻研我国经济形势中，哪些方面能产生核心竞争力。关于专家建议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如何看待新华日报建议工资按比例提取生育金不生二胎则没收这件事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